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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建國初期急需掃盲

　　1955年10月，中央舉行全國文字改革會議。我接到通知，讓我到北京開會。當時中央說我們要建設(shè)一個新中國，人民80%是文盲，怎么搞？所以把希望寄托在文字改革上面。

　　新中國成立的時候，解放軍部隊里有一個叫做祁建華的教員，他創(chuàng)造了一種速成識字法。那時新兵都要掃盲，今天讓你認5個字，明天認10個字，后天認20個字，三個月下來就可以看《人民日報》了，很成功。當時郭沫若作報告，說中國出了一個孔夫子，掃盲有希望了。但他的方法在工人和農(nóng)民當中推廣都失敗了。原因很簡單，新兵年紀輕，可以將整個精力都放在識字上面，工人、農(nóng)民有工作、有家庭，這個方法行不通。

　　文字改革會議的時候，我們內(nèi)部說，文字改革對掃盲是有幫助的，但是不能把太多的希望放在文字改革上面，因為這是一個很慢的過程，不可能希望很快成功。

　　文字改革運動在清朝末年就開始了。1918年北洋政府制訂了注音字母方案，注音字母是從古代漢字里面簡化后整理出來的，現(xiàn)在字典里面還有，臺灣也還在用�？墒沁@個東西不方便，到了國外人家就不認識了，印了名片也沒有人能看得懂。

　　我年輕的時候就注意到了從清末開始的文字改革運動，30年代拉丁化運動的時候，我就開始寫文章，我提出方言拉丁化方案不能各搞各的，要有一個共同的基礎(chǔ)，各種方案要溝通。不過我是業(yè)余的，年輕的時候?qū)ψ帜笇W(xué)感興趣，覺得好玩，后來在歐洲買了許多字母學(xué)的書，沒想到以后有了用處。

　　1952年，我寫了一本小書，叫《字母的故事》，這是一本科普書，介紹各國古今字母的發(fā)展和演變。因為當時爭論字母怎么搞，是用注音字母還是其他，爭論得很厲害。我去北京開會與這本書有關(guān)系。大概是1954年，毛主席的秘書找我，問我要《字母的故事》，說主席要看。

　　我原來是搞經(jīng)濟學(xué)的，在復(fù)旦大學(xué)教經(jīng)濟，會議完了我還準備趕快回去上課呢。但開完會他們把我留下來，在新成立的文字改革委員會工作。我說，我搞語言是業(yè)余搞著玩的，是外行。領(lǐng)導(dǎo)說，這是一件新的工作，大家都是外行。當時復(fù)旦大學(xué)的校長陳望道也勸我留在北京做文字改革工作。于是我就留了下來，完全轉(zhuǎn)行，搞起語言學(xué)了。

　　拼音只是輔助漢字

　　文字改革委員會有兩個研究室，第一研究室是搞拼音化研究，我當主任；第二研究室研究簡化漢字，主任是曹伯韓。

　　毛澤東很重視文字改革工作，重要的工作都是由他自己和周總理親自抓。當時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是吳玉章，真正主管工作的是副主任胡愈之。胡愈之知識面非常廣，很有見解，我對他很欽佩。所以在文改會的工作雖然很辛苦很忙，我很愉快，因為大家沒有矛盾，他們也很看重我，工作協(xié)調(diào)得非常好。胡喬木承上啟下，是毛主席、周總理和我們文改會之間的聯(lián)絡(luò)人，凡是重要的會議我們請他，他都來，我們的文件都是通過他送給上面的，我對他印象也非常好。

　　我聽說1952年毛主席訪問蘇聯(lián)。他問斯大林，中國搞文字改革應(yīng)該怎么辦？斯大林說，你們是一個大國，可以自己創(chuàng)造一種字母。毛主席回來后就指示創(chuàng)造民族形式的字母，搞了三年不成功，吳玉章說，恐怕還是用羅馬字母比較好，毛主席同意了，后來又經(jīng)黨中央開會通過，才決定采用羅馬字母。

　　我剛來北京的時候還在搞民族形式的字母，后來才研究羅馬字母方案。我們花了三年時間，一直到1958年我們制訂的《漢語拼音方案》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，中國才有了自己的標準。花三年功夫很值得，許多實用問題解決得很好，剩下的問題就很難解決了，為什么呢，因為這個字母畢竟不是為中國人設(shè)計的呀。

　　毛澤東確實曾經(jīng)說過：“文字必須改革，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�！边@句話的意思是最后要采用拼音文字。1955年開全國文字改革工作會議的時候，我們提出，毛主席講這個話理論上是對的，但實際做起來不是這么簡單。

　　我們提出，可以制訂一種漢語拼音方案，但它是用來幫助漢字，不是用來代替漢字的。為什么呢，漢字用了幾千年了，根深蒂固。許多人不了解，文字的發(fā)展是很漫長的一個過程，所以我們提出制訂漢語拼音方案是來幫助漢字，不是代替漢字。要代替漢字，不是幾天功夫，一百年都不行。他們問我要幾百年，我說過了五百年再說吧。

　　真正的工作都是按照文字改革委員會的決定來做的。1958年1月10日，周總理在全國政協(xié)會上作《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(wù)》的報告，指出中國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務(wù)是“簡化漢字，推廣普通話，制訂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”。

　　1986年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主任劉導(dǎo)生在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上的報告《新時期的語言文字工作》，我當然知道，那是各方面商量好的嘛。

　　簡化漢字只能減不能增

　　1956年政府通過了《關(guān)于公布〈漢字簡化方案〉的決議》，同時公布了《漢字簡化方案》。

　　在公布方案之前，我們文字改革委員會做了許多工作。首先研究室要把漢字的資料都收集起來，有哪些中國字，一個字有多少種寫法——拿來以后呢，開會之前，某一個字先由一個小組在許多種寫法里面選一種，拿到會上大家討論，看同意不同意，同意了就定下來，不同意就重新選。有些字看來看去都不好，要做很小的修改。所以公布出來的漢字簡化方案大都是古代的字，我們只是做了一點很小的修改，方便人家用。我們公布的這個方案，連語言大師趙元任在美國看了以后都很高興，他說你們搞的簡化字，大概在600年前就已經(jīng)在用了。他懂嘛。

　　我們的簡化漢字到現(xiàn)在還有人在批評，實際上我們當時是很謹慎的。比如，“后”字，一個是皇后的“后”，一個是後來的“後”。為什么選這個“后”呢？許多人批評我們選得不對，不是我們選得不對，實際上古書的《大學(xué)》第一頁上面就用了這個寫法，許多人都忘了。

　　1978年推出的《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(草案)》，這個方案我們不知道。1969年，我們整個單位下放到寧夏平羅五七干校，一直到1972年春天我才回北京。回來之后也不用上班，在家里自己看書做研究。

　　1976年文革結(jié)束，但是一直到1984年全國的工作才恢復(fù)正常�！兜诙�次漢字簡化方案(草案)》把文字改革的名聲搞壞了。當時臺灣和國外都批評我們，因為它違背了約定俗成的原理，一定會失敗的。

　　今年教育部公布的《通用規(guī)范漢字表》征求意見稿，沒有跟我商量。他們可能認為我年紀大了，沒有來打攪我。我是從《新京報》上看到這個消息的，很長的一篇報道，我一看不得了，很多人反對。

　　我沒有發(fā)表意見。原來通用的漢字有7000個，現(xiàn)在要增加到8300個，增加的是哪些字？征求意見稿里面沒有講清楚，我也沒有去問他們。我認為不妥當，7000個通用漢字不能隨便增加，一增加問題就多了，就麻煩了。我們從前研究的7000個字里面，就有400個字有問題，這400個字不是一定要用的，許多是方言字，罕用字。我的意思是，這7000個通用字只能減少不能增加。漢字是個無底洞，有多少漢字誰都說不清楚，所以我們把原來的通用漢字搞好就行了。其他的隨便人家寫嘛，比如我百歲了，人家寫個百壽圖，隨便他，不用管。 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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