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新社北京8月15日電 題：圣凱：佛教中國化是佛教的世俗化嗎？

　　中新社記者 李晗雪

　　佛教傳入中國兩千年來，不僅與中國的文化和哲學思想融合，形成本土漢傳、藏傳、南傳三大語系佛教，更在許多今人不經意處深深融入中國民眾的尋常日用。那么是否可以由此認為“佛教中國化”已經“完成”？上述歷史過程，是否可以理解為佛教在中國的“世俗化”“漢化”？清華大學道德與宗教研究院副院長、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長圣凱近日接受中新社“東西問”獨家專訪，探討了上述話題。

　　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：

　　佛教中國化是發(fā)展成為全新形態(tài)的佛教

　　中新社記者：如何準確理解“佛教中國化”？為什么不能將此過程理解為“漢化”“世俗化”？

　　圣凱：公元前后，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。佛教要在中國大地生根、發(fā)展，在思想上要與中國固有的儒家、道家、道教等文化兼容，在信仰上要與“禮”文化融合，在制度上必須獲得王權的接納，在傳播上必須得到社會的包容與護持，此外還要有蓬勃發(fā)展的經濟作為支撐。

　　所以，討論“佛教中國化”的歷史內涵，就是探討佛教從域外文明轉型為中國宗教的歷史進程與規(guī)律，梳理印度佛教與中國佛教之間的綿延與斷裂、繼承與創(chuàng)新，考察佛教與中國儒、道文化之間的沖突、解釋與融合，呈現佛教與中國社會的互動。

　　相比其他宗教進入中國，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具有四種本質上的特征：

　　一、“弱組織”的文化傳播方式。在印度佛教與中國佛教之間，主要是經典文本的翻譯與傳播；僧人是作為個體進行交往，與印度佛教沒有組織上的關聯，因此從未發(fā)生因佛教傳播導致的戰(zhàn)爭。

　　二、原創(chuàng)性的文化融合。中國固有的儒家、道教等文化是佛教發(fā)展的“背景”，雖然有出家與孝道等沖突，但中國佛教原創(chuàng)性的經典解釋與理論創(chuàng)新，化解了三教之間的倫理沖突，推動了三教各美其美、美美與共的文化融合。

　　三、精英與大眾共同創(chuàng)造的文化實踐。綿延千年的“佛教中國化”并非單純是佛教界、文化界精英知識分子的創(chuàng)造，而是“中國佛教有緣人”的共同創(chuàng)造。

　　四、世界性與地方性融合一體。中國佛教作為“佛教中國化”的成果，既是域外宗教文明的本土轉型，又向東亞和東南亞等地傳播。

　　印度佛教約于公元前后傳入中國中原地區(qū)，并于公元7世紀、11世紀分別傳入西藏地區(qū)和云南地區(qū)，并與不同地區(qū)的文化形態(tài)相融合，形成了具有不同民族氣質、形式和特征的三大支：漢傳佛教、藏傳佛教和南傳上座部佛教，分別運用漢文、藏文和傣文，各自著重弘揚大乘佛教、密教和上座部佛教的教義。

　　所以，“佛教中國化”不是單一民族化，如南傳佛教為傣族、布朗族、德昂族、阿昌族和部分佤族、彝族所信奉。

　　即便漢傳佛教，也不是佛教“漢族化”，因為漢傳佛教是由漢族和少數民族的僧侶乃至僑民游僧共同創(chuàng)造的。來自西亞、中亞和南亞的域外僧人和中國新疆于闐、龜茲、疏勒等地的僧人，深入漢地譯經傳教。隋唐佛教八大宗派中，三論、唯識、華嚴、密和禪諸宗的成立都有非漢族僧侶參與，或者是直接由非漢族僧侶創(chuàng)建。漢傳佛教實際上融匯了多民族佛教僧俗大眾的智慧，融合了多民族的佛教思想文化，體現了多民族共創(chuàng)的復雜性格。

　　就與印度佛教的關系而言，中國大乘佛教與印度大乘佛教的關系，是創(chuàng)造性轉化與創(chuàng)新性發(fā)展。其斷裂大于綿延，但沒有走向對立；創(chuàng)新大于繼承，但仍然保存了佛陀的根本精神。因此，不能用線性歷史觀探討二者之間的關系，也不能用“世俗化”敘事描述中國歷代佛教的發(fā)展，即以為前代永遠盛于當代。

　　西方文化語境中的“世俗化”內涵，是相對“神圣性”而言的，正如伊利亞德在《神圣與世俗》一書的序言中所說：“神圣是世俗的反面?！薄笆浪谆钡臄⑹乱饧凑J為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與移動是一個不斷墮落與衰敗的過程。然而，“佛教中國化”不是簡單的“佛教在中國”，而是印度佛教經過中國佛教徒的解釋、創(chuàng)造，生根發(fā)展成為全新形態(tài)的佛教——中國佛教。

　　人間佛教思想是“佛教中國化”的道路選擇

　　中新社記者：晚近“人間佛教”的改革，就是佛教界內部一次呼吁自救自新、適應當代社會的有力變革。請您介紹一下“人間佛教”思想與改革出現的背景與意義。您如何理解“佛教中國化”與佛教能夠至今在中國保有活力的關系？

　　圣凱：不同時期的佛教皆會遇到不同的危機。如南北朝佛教遇到“教法傳播”的正當性危機，出現了“夷夏之爭”；明代中后期佛教出現人才危機和叢林危機，憨山德清、云棲袾宏、紫柏真可、蕅益智旭等佛教高僧極力提倡晚明叢林改革，振興晚明佛教。

　　1840年鴉片戰(zhàn)爭以后，中國佛教界面對民族危亡與佛教衰頹的困局，自覺提倡“人間佛教”思想，推動教制整理、教產改革、教理弘化，走向佛教現代化之路。人間佛教的提出，不僅推動了近現代佛教革故鼎新的蛻變，更對當代佛教的發(fā)展有著立本開新的啟示和光前裕后的影響。

　　“人間佛教”始倡于太虛大師，是在佛法契理契機原則的指導下，對中國傳統(tǒng)佛教“非人間”的弊病之糾治，其前提是對明清佛教積弊和教界衰朽現狀的揭露與批判。太虛大師之后“人間佛教”的理論建構與實踐道路，皆有與其一致的層面，更有豐富發(fā)展的一面。無論是大陸的趙樸老、凈慧法師，臺灣的印順法師、圣嚴法師，還是新加坡的演培法師、隆根法師等，都深刻地體現了“人間佛教”是多元一體、并行不悖的道路。

　　“人間佛教”不是傳統(tǒng)之外的某種新型佛教，而是繼承傳統(tǒng)、適應當下的佛教思想，強調佛教要適應國情、適應現代文明的時代背景等，是佛教現代化與時代化的表現。

　　“佛教中國化”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歷史內涵，如隋唐時代的宗派成立、晚明佛教叢林改革、近現代的“人間佛教”等。弘揚人間佛教思想是促進當代中國佛教健康傳承的道路自覺。總結“佛教中國化”的歷史經驗與“人間佛教”的百年道路，可知“佛教中國化”是一條永遠進行時的道路自覺，是佛教在中國至今保有活力的“法寶”。

　　當代中國佛教面臨的雙重期待與自新方向

　　中新社記者：您認為當今中國佛教面臨哪些適應時代與社會的挑戰(zhàn)？應如何繼續(xù)循著“佛教中國化”的方向發(fā)展自新？

　　圣凱：佛教作為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，而且是當今中國社會與世界文化領域仍然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傳統(tǒng)文化，其傳統(tǒng)魅力受到當今中國人青睞；但是，佛教作為當代中國社會活躍的宗教團體，其“前現代”的制度體系、信仰習俗與現代文明有不一致的地方；乃至其思想教義中的某些部分，亦有不符合當今政治與現代社會之處。

　　中國大陸佛教在21世紀以來，一直面臨著矛盾的雙重“期待”。天下名山大寺的清凈與幽靜，是現代人治療煩惱和放下煩躁的心靈家園；但是，一只看不見的“經濟大手”伸向這種心靈需求，形成了為人詬病的佛教“商業(yè)化”。佛教寺院隨著旅游經濟的發(fā)展，“貢獻”出自己清凈的修行空間，反而無法滿足社會大眾對“清凈”的期待。同時，黨和國家有關部門希望佛教界保持過去“農禪”時代的清凈傳統(tǒng)，同時也希望佛教能夠融入現代經濟與社會生活規(guī)范，如法人制度和現代資產、財務管理等。

　　佛教界自身需要解決人才傳承與生存的問題，關鍵在于出家、傳戒的嚴格，提升僧團的整體素質與道風，鼓勵僧人回到佛教優(yōu)良傳統(tǒng)，如講經注疏、弘法、辦教育、坐禪誦經等內部熏修。同時也需國家和社會支持佛教界用功辦道，為寺院生活、寺院經濟發(fā)展提供一定的便利。

　　佛教界要回應社會需求，僧團素質要具有道德攝化與利益人群的水平，寺院要舉辦弘法利生的活動，能夠提供一定的慈善公益事業(yè)，而非將活動指向于寺院自身的利益。

　　佛教界更要回應黨和國家的關切與需求，適應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形勢、新要求，培養(yǎng)高素質人才，推進佛教經典當代闡釋，夯實宗教中國化的思想基礎；完善發(fā)展當代佛教內部管理規(guī)范體系，強化佛教中國化的制度保障。

　　佛教歷史上曾為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形成鞏固作出重要貢獻，今天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依然可以發(fā)揮重要作用。同時，佛教在開展公益慈善事業(yè)、促進兩岸關系和平發(fā)展、增進中外友好方面也具有獨特優(yōu)勢。(完)

　　受訪者簡介：

　　 圣凱，南京大學哲學博士，曾任清華大學哲學系博士后、南京大學哲學系副教授、日本大谷大學特別研究員、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系訪問學者、劍橋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系訪問學者?，F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“漢傳佛教僧眾社會生活史”首席專家、清華大學道德與宗教研究院副院長、清華大學哲學系副主任、教授、博士研究生導師、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長、《佛學研究》主編。研究領域為南北朝佛教學派、儒佛道三教關系、中國佛教社會史、近現代佛教、佛教與西方哲學比較研究等。

　　 主要著作有《中國漢傳佛教禮儀》《中國佛教懺法研究》《攝論學派研究》《晉唐彌陀凈土的思想與信仰》《佛教現代化與化現代》《中國佛教信仰與生活史》、A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t Faith and Life、《南北朝地論學派思想史》《佛教觀念史與社會史研究方法論》等，其中《攝論學派研究》獲2008年全國優(yōu)秀博士學位論文、第五屆教育部高等學校人文社科三等獎，A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t Faith and Life獲北京市第十六屆哲學社會科學優(yōu)秀成果二等獎。